中国古代四次大规模移民日本的真相是怎样的？
在古代，中日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其中我们的先民曾有四次大规模移民日本。我们就一起来穿越历史盘点我国古代这四次大大规模移民的真相。
第一个时期秦汉时期，秦始皇横扫六国，燕国和齐国的民众为了躲避战乱，分两路逃亡日本。一路是燕人向东，北到朝鲜半岛，然后渡海去了日本；而另一路是山东半岛的齐人直接渡海去了日本。这一时期，徐福东渡，带领500童男童女，东渡日本，最具代表性。据说徐福东渡，给日本带出了先进的技术，成了当时日本小野人的祖先，也就是他们的日照天皇。同时，还说当时徐福到了九州之后，生下了7个儿子，分别姓福田、福冈、福山、福海等，后来更是衍生了羽田、波多等姓氏。
第二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汉人为了躲避战乱，就开始四处迁移，其中就有一部分人向朝鲜半岛迁移，最后渡海去了日本，形成了一个移民小高潮。据说汉献帝的后代刘阿知就是这个时候移民日本的，日本的应神天皇还将刘阿知赐号为“东汉使臣”，其后代繁衍出了原田、高桥、大藏等日本大氏族。这个刘阿知海景儒家经典《论语》等带到了日本，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隋唐时期，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日本派来了大批的遣唐使，同时我国也有大量的人员到了日本，并将先进的科学和文化传授给了日本人。其中这一时期最出名的要属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后大力弘扬佛法，并且带去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据说杨贵妃并没有死在马嵬坡，而是偷偷地逃到了日本。
第四个时期宋元时期，蒙古人灭南宋，江南汉人国破家亡，为了躲避战乱和杀戮，他们纷纷迁徙到日本。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南宋佛教大师兰溪道隆。他到日本后，修建了具有南宋风格的禅宗寺院建长寺。
总之，我国历史上的历次汉人移民日本，都为日本带去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日本跳跃式的发展。有日本史学家曾说：“归化人（汉族移民）其实就是我们的祖先。”然而，在日本侵华期间，这些日本鬼子忘了我们在历史上对他们的帮助，忘恩负义，残忍至极。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中国古代移民和现代移民的特点
一、中国古代移民的特点
从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区迁往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从人口稠密的黄河流域迁往人口稀少的江南地区。且古代移民多数是因为天灾人祸、战乱导致当地不宜继续居住而被迫进行迁徙，而且基本是在国内迁徙。
二、中国现代移民的特点
现代移民多数是自发进行迁徙，追求更好的生活，且多数是向海外迁徙。概括地说，我国的现代移民可分为三类：
1、50、60年代从沿海地区、特别是从沿海城市向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如企业内迁、支边等等；
2、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运动；
3、以及因工程建设项目而形成的工程移民。
扩展资料：
移民的原因分类：
1、按照移民原因分类
经济、战争、自然灾害、政治、宗教、生态、环境、工程移民；
2、按照移民自身意愿分类
（1）自愿性移民——有选择权决定是否/如何迁移
（2）非自愿性移民——无选择权决定是否/如何迁移
其中非自愿移民的安置较之于自愿移民的安置更为艰巨复杂，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资源、环境、技术、心理等诸多方面。
3、按移民空间区域方向分类
（1）国内迁移：
农村——农村、农村——城市、城市——农村、城市——城市
（2）国际迁移
中国古代三次移民的影响
一 中国古代移民的方向及原因
（一）从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区迁往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
在古代历史上，伴随中原地区每一次战乱，黄河流域的人民就开始迁徙，他们中大部分迁向南方，但也有少部分向北方迁去，比较有影响的有唐末和元初。前者在安史之乱后一直持续到北宋初期，在唐朝的北部边境的居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北迁，这些人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契丹族的发展；后者是从南宋到元朝初期，中原人大量迁徙边疆，这次迁徙，形成了我国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另一种情况，为了巩固边疆，封建政府有组织地移民边地。最有代表性的是秦朝向河套地区的大量移民，比如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人数均达数十万人，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汉承秦制”，继续奉行移民戍边的政策，尤其是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这些措施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既巩固了西北边疆，也带去了中原的先进技术，促进了河套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明初,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也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从人口稠密的黄河流域迁往人口稀少的江南地区。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黄河故道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代中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至秦、汉之际，此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大体保持在80%左右。东汉末年至三国末年前后九十年间，中原地区战乱频多，此地区人民纷纷向相对安定的南方逃亡，使中原户口，十不存一。
发生在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第二次造成了中原人民大量南移。这次战乱虽仅持续七年(755-763年)，但中原地区人民南迁并没有因战乱的结束而终止，直至唐末和五代十国时，南迁的中原人民仍相望于道。经过"安史之乱"后中原人民的南迁，南、北方的人口比例，首次出现均衡的状况。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再次导致中原人民南迁，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可与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相伯仲，其结果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北方，最终完成了中国人口、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从此中国社会便进入南盛北衰的阶段。
这一类型的移民是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移民，主体是汉族。其迁徙的原因主要有：
① 逃避战乱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如东汉到两晋时期、唐末安史之乱后以及南宋到元初的北民南迁，都主要是这一原因。
② 自然环境的变化
北方黄河流域长期开垦，生态破坏较严重，而当时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较好，气候适宜。以关中为例，据《中国古代史》载：渭水上游的陇山山脉，在秦汉时代一遍葱笼。秦岭及其北麓被人称“陆海”。然而，由于对森林的大量砍伐，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唐代以后，渭水的流量明显减少，航运不见记载，森林踪迹全无。关中如此，其他中原地区的环境问题同样十分突出。所以南方相对好的自然环境就吸引诸多北方人民南迁至长江流域。
③ 人民心理。
拥护正统的王朝，是中国古代人民的特别的心理，在中原王朝南迁后，北方人民也会抱定正统心理追随到南方，最明显的是东晋时期和南宋时期的北民南移高潮。
（三）从人口稀少的北方草原迁往人口稠密的黄河流域
汉族政权为壮大己方实力，经常招募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入内地。比如三国鼎立时期，为三方均努力招抚流民，发展屯垦，并尽量从境外招收、劫掳人口，包括少数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乌桓人迁至内地。
北方少数民族游牧生活的不稳定性，黄河流域先进文化对北方民族的强烈诱惑力，使北方民族经常南下，特别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大量少数民族南下西北和华北地区，迅速与当地汉族融合，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当北方民族政权在黄河流域建立了统治后，也往往会出现一个边疆民族南迁黄河流域的高潮。比如北魏迁都洛阳、契丹夺取幽云十六洲、金灭北宋、元朝定都北京以及满清入关等这些重大事件后，往往出现一次大的民族迁移高潮。
二 中国古代典型的移民
1 北民南移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最早是北方的黄河流域，直到秦朝，南方广大地区仍然十分落后，很多地方在农业上采取刀耕火种，生产力极低，即使是西汉初年的文献，也有大量的南方落后的记载。《淮南子.主术训》有“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跖耒而耕。”《盐铁论》有“百姓木耕手薅，衣食不足。”这些记载，与当时繁华的北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移民改变了这个状况。
中国古代向南方大规模的移民，有三次特别重要。第一次是秦朝，这次的移民，揭开了开发南方的序幕。
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在灭掉六国后，继续向南方用兵，征服了越族地区，打到南海边上，在那里设置郡县，历史上第一次对珠江流域实行了有效的统治。为了加强对这里的管理，秦始皇还迁徙了50万中原人到这些地区，与越族杂居，中原的铁器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随之传入珠江流域，这些措施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不过，这次迁徙是政府的主观行为，加之秦朝的暴政和很快的灭亡，所以对南方经济影响不是很大。
第二次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次移民，促进了南方经济的极大发展。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一遍狼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当时中国北方的真实写照。而江南地区则相对比较安定，因此，北方人民大量南迁，公元313～450年之间北方南渡的人口即达90万人，占北方原有户口的1/7。事实上这一统计由于流离混乱之际，户口多有隐匿流失而大大缩小。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移民的实际规模当远在上述官方统计之上。期内移民的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不少，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北方人民的南下，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劳动力，为南方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
三国的吴国，致力于对南方的开发，南迁人民和当地山越族人民一道，共同开发江南地区，到三国后期江南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三国志.陆逊传》载：江南地区“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棉”。随着经济的发展，世家豪族势力也壮大起来，对中国4－－6世纪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晋后期开始，北方再次大乱，先是十六国纷争，后是北朝不断的更迭，北方各族人民受到少数民族贵族的残暴统治。于是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从而进一步带来了北方农业的最新技术，也充实了当时南方迫切需要的劳动力。
南方政府对北来的人民最初采取侨立州郡的政策，后来统治者为了扩大剥削范围，推行“土断”政策，即把北方流民和当地居民的户口编在一起，不管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要负担国家的赋税徭役。这在事实上就承认了北方移民的合法地位。
在南北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南方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宋书》载：姑苏“良田美跖，哇亩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扬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收，则数岁忘饥”。东晋财政收入主要靠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地区提供。
在南方进一步开发的过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流，互相学习，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于是，一向落后的江南经济逐渐追上了北方的水平，南贫北富的局面开始扭转。正因如此，隋灭陈统一南北后，才有必要开凿大运河，把南北经济联系起来，在这个基础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封建经济齐头并进，使全国范围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普遍发展，这样，才产生出了比两汉更为强大的封建王朝－－唐朝。不过，此时的南方，经济实力仍然没有超过北方，北方仍然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第三次是南宋时期，这次移民，使南方经济完全超过了北方。
宋室南迁后，金政权统治黄河流域，北方人民再次饱受战乱的痛苦，加上拥赵兴宋的正统心理，人们又纷纷南迁，据记载，1159年时，南方人口为1684万，到1179年，人口达2950多万，在短短二十年内，人口增加了四分之三。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南宋的许多文臣武将亦多来自北方，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著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弃疾等。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南北人民共同努力，进一步发展了南方经济。
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苏湖熟、天下足”。棉花开始在南方大量种植，梯田面积扩大，耕作技术大大提高。
手工业进一步发展。棉纺织业兴起，造船技术明显进步，海船有较大的抗风力，而且还装有指南针。
海外贸易繁盛。有泉州、广州、明州等三大港口，海外贸易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非洲一些国家。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发展起来。
到这个时候，终于完成了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从此，我国南方的经济超过了北方，直到现在。
2 移民入川
秦灭蜀国、巴国之后，将六国的工商富豪和工匠等“秦民万家”迁入四川，以一户四、五丁口计，约四、五万人，此次移民促进了巴蜀冶铁工业的发展，这是第一次移民入川。
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这个时期，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等移民多因逃荒从秦岭大量进入四川，这是第二次移民入川。
至北宋初年，因北方有强大的辽朝，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期，陕甘移民大量入川，至北宋后期，四川人口已经超过了以前的汉代和唐代，也超过了以后的元代和明代，这是第三次移民入川。
到了元末明初，由于数十年的战乱，大批湖广（即今湖北、湖南和广西的一部份）乡民和部份安徽、陕西军民留寓四川，标志着移民来源发生了首次以南方人口居多的变化，这是第四次移民入川。
清代前期有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因为以湖北、湖南的移民最多，湖北、湖南在当时又归湖广省管辖，故称为“湖广填四川”，移民人口达100多万人，这是第五次移民入川。
清代移民入川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开始于顺治末年，高潮迭起自康熙中叶至康熙年间，嘉庆年间是尾声。四川历史上的人口迁移的特点均是迁入，无大迁出，这种人口迁移的特点对四川文化的影响意义特别深远，四川文化呈现出以会馆为依托的多元化的特点。大量的外省移民，不仅使四川人口迅速增长，而且使四川成了“五方杂处”的移民省，彻底改变了四川社会的生存主体结构。
三、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影响
(1) 促进了中华民族大融合；有利于国家统一；推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
北魏时期，在几百年民族交流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元朝初期，大量内地人迁往边疆，边疆居民迁往内地，由“汉人”取代了“契丹人”、“女真人”。中华民族的融合再一次形成高潮。
(2) 有利于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各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以移民入川为例。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四川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逃荒，或者自愿(经商、游宦、习医等)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大活动，奠定了现代四川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比如,川剧发展至今日的局面，就是移民文化与当地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结果。明代四川土戏与昆剧入川形成的昆川混杂，秦腔入川及弹戏的形成，徽调入川及川胡琴的诞生，都给川剧形成空、高、胡、弹、灯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移民们还从故土携来优良的物种和先进的耕作方式，比如甘蔗、辣椒、番薯等的引进，就极大地推进了四川农业经济的发展。由于优良物种的成批种植和引进，一些地区甚至形成了特色经济与产业。最著名的例子是内江因甘蔗和蔗糖技术的引进而号称“甜城”，攀枝花也因木棉的引进而名噪四川。戏迷们知道，川剧的形成也跟其它省份的地方剧种有着亲密的关系。
(3)有利于江南的开发，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如上文所述，今天的江南，繁华锦秀，物产丰饶。但在秦朝以前，这里却是中国最落后的地方之一。中国南方的繁荣，是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南方各民族人民辛勤劳动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南北人民共同的努力，描绘出了今天的的鱼米之乡。
(4)人口分布日渐合理，人口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从表中看出，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口分布逐渐合理。
古时候的人要移民的话要怎么办手续？
古代要移民是不能的，因为丈量统治的好坏只有富和庶，富是有钱，庶是人多。人口是丈量统治好坏的标准之一，更是国家赋税徭役的直接来源，大家都出国了，我去跟日本人收税吗？别说出国了，你家隐居在山里？你家是黑户？你家孩子没上户口？统统的不行。隋文帝刚统一全国，就开始搞“大索貌阅”，统计人口，给国家交钱吧。
所以，官方的移民就不要想了。好在古代的中国跟外国也没有现代意义的外交关系，所以，真的想移民，是可以偷渡的。唐代的鉴真和尚为了将大乘佛法传给不毛之地的日本，坚持六次东渡，自己眼睛都瞎了。精神实在是值得赞扬，但是不得不说，他这个是偷渡。
唐政府很奇怪，他不希望自己的人民去外国，但是很欢迎外国人来中国定居。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在中国住的时间很长，都有了中文名晁恒，还成了李白的好朋友。后来思乡心切想回家，唐玄宗还不乐意放人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定居生活，但是从未听说需要什么移民手续。
不止移民，当时出国都是很困难的。除了皇帝的使者，比如郑和，一般人也别想出国。唐僧三藏和尚当初要去印度取经，就没有得到唐太宗的许可，是自己偷偷去的。至于小说里什么通关文牒，历史上都是没有的。只是后来取经归来，功劳太大，唐太宗赦免了他的罪行而已。所以华人大量移居东南亚，已经是近代海禁政策解禁之后的事情了。
所以在中国古代，要移民，要出国是很困难的事情，得不到官方的允许，更别提什么移民手续了。
中国古代移民的原因和趋向
基本上离不开饥荒和战乱。历史上有几次大的改朝换代，就出现几次大的移民。
主要都是由北向南的迁徙。比如福建的客家。
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所以，我们说，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
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即蛮夷戎狄），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涵化万水，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大体在周代，在这个族体中，既有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又有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四）清代民族融合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第三，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统治和抗击列强入侵中，增强了彼此间的凝聚、交往和融合。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初，曾推行过圈地、投充、剃发等一系列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战争中，八旗军也曾扰害汉民。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阶级对立和各族反抗，客观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统治中加强了联系。清后期，统治日益腐朽，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民族危机加深。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在患难与共的斗争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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